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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保守的山东在哪里|大象公会


更新时间:2021-09-10  

  如果一位外地的旅行者在1920年代进入山东威海,眼前的情形或许会让他感到时空错乱。

  妇女缠小脚,男人蓄辫子,威海人民的生活方式乍看上去仿佛大清未亡。民国以来风行各地的放足剪辫运动,似乎对这里毫无影响。

  直到1949年之后,许多威海女性才第一次解开小脚,男人第一次剪掉发辫。沿海的威海,长期是山东最保守的地区。

  而且,当年的威海之所以保持了传统中国最守旧的面貌,主要是因为管治这片土地的并不是中国人。

  1898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整个远东局势随之一变。为制衡俄国,英国政府要求租借威海卫。清廷不敢拒绝。

  1898年7月1日,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租期二十五年。这块租借地约300平方英里,有300多个村庄,租借时有居民约12800人。

  这是一个租借协议,而非割让条约。也就是说,大清的皇帝始终是威海的最高统治者,只是这片土地的直接治理者变成了英国人。

  由于租期短暂,英国人没有移风易俗大兴土木的野心,除了港口改名爱德华港之外,威海境内的一切都保持着大清国的模样。

  威海的首任行政署长官骆克哈特是有名的中国通,此前多年在港府任职,曾要求英国政府治港「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

  威海卫政府的治安和行政职能几乎完全交给了本地华人。英国人没有在此处驻扎军队,仅仅是从本地人当中招募了一些青壮年男子,组建了一支自卫部队。这支部队曾经在平定义和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人的行政也完全依赖于本地人,他们要求每个村选出村董,负责村内事宜,并代表本村与英国政府接洽商议,又将300个多村庄划分为26个小区,并在每个小区设置总董,总董先为委任,后为选举。广大乡村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是通过村董来解决。

  除了接管当地的治安和行政概职能之外,英国人保持克制。威海境内「马照跑,舞照跳」——如果当时的威海真有这种活动的话。

  英国派来的行政官似乎完全被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迷倒了,决心完全按照儒家经典来治理威海。在威海行政长官一共有过四位,任上最久的,分别是骆克哈特和庄士敦。

  骆克哈特于1902年被殖民部委派为威海首席行政长官,1921年退休回国,在任十九年之久。庄士敦则在1904年到1918年,1924年到1930年期间分别担任南区行政长官和首席行政长官。

  骆克哈特和庄士敦都是中国通,庄士敦甚至被称作「洋儒」,曾经担任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骆克哈特在香港任职期间,因通晓孔孟之道而结交了许多儒家代表人物。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飘零在港期间,骆克哈特对其关照甚多。康有为还曾写信赠诗于骆克哈特。

  1905年,一福建船只于威海触礁搁浅,威海海西头村董车硕学冒险施救。返回福建后,船主向骆克哈特写信赞扬车硕学。

  骆克哈特得知后,特意于香港定作一檀香木匾额,上刻「拯人于危」四字,亲自送至车硕学家中,并要求威海人向车硕学学习,奉其为近乎「子路救溺」的楷模。

  1916年,威海有人投井自尽,有五十人环绕围观而未加援手。骆克哈特听闻此事后,发文训诫道:

  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竟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即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徙圣教不至之处...…你们众学生,读书学理,自幼宜习仁民爱物之心勉尽救人助人之义。

  曾为溥仪帝师的庄士敦,则决心做好一个父母官。他在回忆录写到,「理论上说,作为一县父母,凡有两造争讼到庭 ,不仅要允执其中,惩罪罚恶,昭雪无辜,还要化其『子民』之心……」

   庄士敦与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合影,摄于1904年

  无论作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我经常从儒家经典或者圣谕那里摘抄一些适当的文句,目的是针对眼下的案件所提出的问题给我的听众以一点道德训教。例如,有两个邻居为一些小事争吵,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康熙引用过的箴言及其诠释者们有关同村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的大道理……

  为了接近老百姓,庄士敦学习了一口流利的威海方言,常年独自一人,骑着小马下乡巡回,混迹在威海老百姓中间,像极了青天老爷微服出行,可惜苏格兰人与山东人长相并不相似,实现「私访」大概比较难。

  1930年10月,威海卫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在告别演讲中,庄士敦这样说道:

  你们现在是中国式的,和我们三十三年前初来威海时一样,我们从没有一点野心要使你们变为别种人。你们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和你们合作。在威海和你们住在一起的英国人跟你们学的,至少也同你们跟我们学的一样多。

  洛克哈特和庄士敦在威海的治理,不仅仅是对儒家思想的偏好,也是整个帝国理念的自然结果:对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宽松化管理,是整个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的主要趋势。

  大众认知中,殖民活动往往被呈现为借着长枪大炮快船轻桅,肆意入侵其他地区,掠夺当地资源,还要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其生活方式,典型如课本上「土匪恶霸」克莱武在孟加拉的。

  殖民早期确实伴随着血与火。但建立殖民地后,英国人由入侵者变成了治理者,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比方说,在印度有一种叫做「suttee」的制度,即寡妇焚身殉葬。英国人将其定性为野蛮暴行,并于1829年下令废除。虽然婆罗门们极力反对,但英国人以强硬的手段推行了这一废止令。

  时至今日,网上还流传着关于此事的笑话:婆罗门向英国人抗议,寡妇是我们的习俗,你们应该尊重。英国人则回应道,吊死那些要烧死寡妇的人,也是我们的习俗。

  为了统治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英国人在印度本地雇佣了大量「土兵」,在训练后组成部队。到1857年,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三地「土兵」的总人数已有二十万人,而英国士兵只有四万人。

  1856年,英印政府采购了一批新的步枪,印度「土兵」必须咬住子弹壳才能释放火药。在军队中到处流传着谣言,这些子弹上涂牛油或者猪油作为润滑。如果是牛油,那势必冒犯将牛作为圣物的印度教徒,如果是猪油,那就是对穆斯林士兵的不尊重。

  官方几次辟谣,但谣言愈演愈烈。民间传说,英国人试图彻底破坏印度人的宗教信仰。结果,席卷印度各地的叛乱爆发了。

  印度叛乱让英国人大受震惊,并开始反思其在殖民地的政策,以前那种自我定位为文明传播者的做法大受质疑。

  同时,英国国内自由主义思潮涌动,向政府提出了重大的问题:为何同样生而为人,爱尔兰人、印度人和香港人需要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生活?为何殖民地人民要被被迫接受英国的生活方式?

  「自由帝国」成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帝国」应当是自由、正义的共同体,帝国的构建是自由价值内核的扩展,英国人试图要把自由、正义和宪政精神扩展到自己的殖民地去。只有达到了「善治」,即满足人民所需,主权才具有合法性。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议会形成了一种「审慎原则」。帝国议会在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尊重殖民地当局的权威,「抓大放小」,审慎行事。

  英国殖民官员并非不想改变缠小脚这样的风俗,庄士敦1930年的告别演讲中对此充满遗憾:

  中国习惯中有一最残酷无道者,即妇女缠足。本政府已尽力劝告界内人民脱离此唯一之恶习。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能用强迫手段使你们解除此种习惯,所以我们除此之外,用尽方法劝导你们,但是所得之效果很少,这是本大臣很抱歉的。

  就像是港英政府始终无法彻底废妾一样,威海的英国长官也因为「不能用强迫手段」,而对威海女人的小脚无可奈何,甚至在外地人为主的天足会呼吁禁缠的时刻也毫不动摇。

  1920年代担任过威海卫执政官的亚瑟布兰特,对制止缠足尤其热心,但他也从始至终拒绝发出禁令,离任前还特地提醒公众,等到威海卫回归祖国的时候,中国官员就不会像他这样好说话了。

  不过,英国人也并非完全没有改变山东。除了小脚和辫子,庄士敦们确实改变了威海人的许多生活习惯,比如,威海人民突然热衷于打官司了。

  本地民众热衷于打官司,且将其视同于上剧场或其他休闲场所一般。一位受到伤害的丈夫会步行二十里去向裁判官诉说他全然无力使其妻子恪守为妇之道。一个满腹委屈的乡下人会踉踉跄跄地走出十里地向裁判官状告邻家偷了他六捆草,而且他会在诉状里用诗歌般哀婉动人的词句来恳求这位大人为他作主,在该案件中,他的感激之情比天高、比海深。

  1900年的山东农民,不太可能懂得大英司法与大清司法的差异,而且,基于前述的审慎原则,威海卫的司法制度近乎承袭清朝。正如庄士敦所说:「如果有人从中方边界一侧来威海卫打官司,即便他久已适应了本国的诉讼方式,也不会有身处异国他乡之感」。

  威海百姓之所以从怕事百姓变得像现代公民般不惧公堂,据英国人猜测,大概是他们的司法更便宜。

  为了让人们相信司法公正,不会为金钱收买,1910年以前的英威海政府都坚持不收诉讼费。后因群众的诉讼热情过于高涨,英威海政府才规定了讼费为2美元,1913、1914年提高了1美元,至1917年则涨到了10美元,以免整天有鸡毛蒜皮三瓜两枣的事情告到法院。

  英国人这种自嘲有其道理,威海人民爱打官司,确是因为司法成本比以前大幅下降。但是,英国人的账目和威海人民的账目并不相同。

  洋人算计的只有诉讼费,而威海百姓的账目上有更多东西,比如诉讼的时间成本大为降低。

  大清国施行「三八放告」,每个月只有六天或者九天可以起诉,农忙季节则拒绝一切诉讼。而庄士敦在路边放置了信箱,7*24小时接收起诉状。

  农民不会写字也没问题,可以口头向行政官起诉,无需求助于讼师或者其他识文断字的人,也不需要为此付出「润笔费」。

   光绪时期南陵县的状式,百姓想要起诉,必须找识字之人代为填写状式

  此外,英国治下的威海百姓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向知县的书吏、衙吏支付送信费、酒饭钱、解锁钱等等陋规。俗语云:坐轿的不狠抬轿的狠,沾上了官司就要蜕层皮。湖北恩施谚语有云:劝人气死莫告状,赢得猫儿卖头牛。

  中华传统法系最为西方人所诟病的一点,是「民刑不分」。此说在现代学者中虽有争议,但对于明清的普通人来说,诉讼确实是有风险的,但凡提告,地位就类同案犯。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各打五十大板」的俗语,而对于大清国的老百姓,提起诉讼就面临着各打几十板的危险。不管原告、被告,为钱为地为房子,先打一顿再说。

  除了耽误时间、浪费金钱和面对肉体伤害的恐惧之外,所有卷入案卷的人都必须面对高于自己的社会阶层,这意味着屡屡的下跪和叩拜。所有涉案人全部必须跪在地上,原告和被告跪在两边,证人跪在中间。

  即使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尊严,但总能朦胧感觉到,跪着并不好受。而威海卫的洋长官是不搞这套的。

  在几重因素的综合下,威海的法庭显示出了非凡的繁荣。甚至有些临近州县的人,也想要在威海行政官的手中获得公平。

  英国人初来时,一度遭到不同程度的抗议,尤其是英国人的划界埋碑,白天立界碑后,当地居民在夜里偷偷将其拔出、或向租借地内移动。然而多年后,华界的百姓却偷偷将租借地界碑外移,试图将自己划入英国人的管辖范围之内,视英国官员为县太爷、父母官。

  1930年,威海被交还给国民政府,此时还有一半的威海男人留着辫子,一半的威海妇女缠着小脚,直到50年代,才最终禁绝了妇女缠足的陋习。

  庄士敦虽对未能废止缠足充满遗憾,但另一方面,又对温和保守政策的基石、他参与创建的乡村代议制极为满意:

  每区在总董指导之下,代表其所辖之村,与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难办之事因之容易解决。各村村民因为得彼此合作,发生一种社会上的觉悟……在本界内,政府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会上、生计上、财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对于行政上之动机可得公论之指导,并且人民也可藉以知道作公民的职分和权利。

  与英国的其他远东殖民地不同,威海的租界时代太过短暂而缺乏戏剧性,香港六会彩开奖现场直播下载,逐渐变成了极其模糊的历史记忆。当代不少本地市民都是在近年媒体报道后,才重新了解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

  2. 庄士敦《狮龙共舞:一个威海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文化》,刘本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威海卫英国法庭的华人民事诉讼》,《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

  4. 王一强《英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札记》,《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01期

  5. 张志超《庄士敦:洋儒的理想与威海卫的治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09期

  6. 张继亮《野蛮,文明与自由帝国——约翰密尔对自由帝国的论证》,《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4期